在廣東肇慶養了2000多頭豬的老廖越來越感到擔憂。豬可能生幾十種病，給豬打針、灌藥對老廖來說稀松平常。但藥的效果卻越來越差，老廖只能給豬打更多的針，灌更多的藥。
“獸藥經常打得多到我們自己都怕。”老廖說。他的擔憂已經體現在科學家繪制的地圖中，引起了更多人的擔憂。
最近，由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應光國課題組發布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2013年中國抗生素使用量驚人，一年使用16.2萬噸抗生素，約占世界用量的一半，其中52%為獸用，48%為人用，超過5萬噸抗生素被排放進入水土環境中。
課題組對中國主要河流做了10年調查，根據58個流域各類抗生素的使用量、排放量等，繪制出了抗生素污染地圖。這一研究成果近日發表在美國的《環境科學與技術》上，它是國際環境領域中最重要的專業刊物。
從污染地圖顏色可以看到，廣東、江蘇、浙江、河北等經濟相對較發達地區顏色較深，意味著是污染重災區。在人口較密集的東部，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
應光國說，與國外相比，中國河流總體抗生素濃度較高，測量濃度最高達7560納克/升，平均也有303納克/升，意大利僅為9納克/升，美國為120納克/升，德國20納克/升。排放強度上，珠江流域、海河流域、長江下游流域為中國最高，珠三角、京津冀部分地區的抗生素年排放強度為79千克/平方公里至109千克/平方公里。
專家介紹，環境中抗生素的來源包括生活污水、醫療廢水以及動物飼料和水產養殖廢水排放等，而養殖業濫用抗生素是最主要來源。
“一些養豬場，尤其是上萬頭的大型養豬場，在豬的飼料和水中加入各種各樣的抗生素。我們在一種飼料中查出了十幾種抗生素。如果是出于預防，加一兩種就夠了，卻加入十多種，非常可怕。” 應光國說。
此外，醫療濫用抗生素的現象在中國也非常普遍。應光國介紹，目前對大醫院中抗生素使用的控制相對較好，但中小醫院、藥店以及畜牧養殖業則基本沒有控制。
一些醫生極度依賴抗生素。大量使用抗生素很容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利益驅動，以藥品的高利潤拉動醫院的經濟效益。在醫院的藥品銷售中，抗生素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應光國稱，盡管近年來中國在大城市和一些主要醫院加強了抗生素藥品的規范管理，但整體濫用的趨勢并沒有根本扭轉。中國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西方國家的5到8倍。
他說，雖然環境中的抗生素殘留進入人體并沒有直接危害，但抗生素濫用、抗生素環境污染的真正危害在于加劇細菌耐藥性。
專家表示，引發極大恐慌的“超級細菌”即“多重耐藥菌”的出現，已被證明與環境中抗生素污染并殺死微生物群落有關。
傳染病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李蘭娟說，濫用抗菌藥將導致耐藥菌肆虐。一旦廣泛耐藥發生，即使是剖腹產、髖關節置換術等常規手術，患者死于手術并發感染的風險將倍增。
受害的首先是兒童。今年4月，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對江蘇、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至11歲在校兒童進行尿液檢驗，結果顯示：近六成兒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
耐藥性是目前全球最緊迫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世界衛生組織在2014年發布的報告稱，抗生素耐藥性細菌正蔓延至全球各地，情況極為嚴峻。
應光國說，此次研究為中國制定控制抗生素濫用、環境抗生素污染，以及避免細菌耐藥性和耐藥基因的進一步傳播等決策，提供了可靠的數據和理論支持。接下來會對抗生素污染處理技術做進一步研究，制定抗生素控制標準。
國家衛計委已發布有關抗菌藥物的管理辦法。2012年8月1日起實施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更是被稱為“史上最嚴限抗令”。將抗菌藥物分為非限制使用、限制使用與特殊使用三級管理。其中明確規定了不同等級醫生的開藥權限。嚴重違規使用抗菌藥物的醫生將被吊銷執業證書。
專家指出，最關鍵的是要嚴控產銷環節、管住暴利驅動下有法不依的交易。首先，仍然從改革以藥養醫入手，割斷醫院和藥品的利益聯系。其次，提升國民衛生素養，自覺抵制濫用藥物的陋習。嚴格執行處方藥物管理法律法規，對亂賣處方藥物的藥店及亂開抗生素藥的醫生予以嚴懲。另外，要借鑒歐盟國家有關全面禁止在飼料中添加任何抗生素的做法，盡快出臺相應規范，對種植業、養殖業使用抗生素的情況進行嚴格限制，從源頭上予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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